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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泄愤事件”中放火行为的定性应用抽象危险犯理论的思考
时间:2015-07-30  作者:  新闻来源:  【字号: | |
                         在“社会泄愤事件”中放火行为的定性应用抽象危险犯理论的思考

                                         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检察院 唐琦 秦文静

  【摘要】发生在“社会泄愤事件”中的放火行为,具有比普通放火行为更为严重的客观违法性和更为突出的主观有责性,传统观点中以具体危险犯来指导定性已然不利于保护公共安全。应引入抽象危险犯理论,通过对放火罪的确立构建处罚早期化、社会防卫措施前置等制度来对公共安全提供更为提前而周延的保护,有效增强刑法的积极预防功能。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社会泄愤型 放火行为 危险犯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显著上升趋势。这些群体性事件中有一部分引发了严重的冲突,其中伴随发生的“出于泄愤目的”的放火行为甚至导致了人员伤亡及车辆房屋损毁等巨大损失。但这些放火行为在性质认定上的争论与争论背后的分歧却鲜有人关注。如何准确、客观、公正地认定此类行为的性质,对公共安全的法益提供更为及时、周延的保护,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笔者拟以一起近期发生在A市B区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为例,对此做一探讨。

  一、群体性事件中放火行为的司法定性分歧

  (一)案例

  2013年6月13日20时许,陈某(已判刑)驾驶一辆无牌丰田佳美轿车在A市B区友爱立交桥下与莫某某某驾驶的桑塔纳出租车发生追尾事故,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争执,陈某自称是军人并殴打莫某某致其轻微伤。接到报警后民警及时赶到现场调查处理,依法认定陈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就陈某打伤莫某某的事情进行当场调解。在处理此事件的过程中,大量群众聚集围观且对“军人”肇事后又打人的行为表示愤慨。当莫某某与陈某在公安机关的调解下达成赔偿协议并兑现后,现场民警按程序依法准备将陈某及其无牌肇事车辆带回公安机关处理时,现场围观民众误以为公安机关在包庇“军人”进而予以阻挠。至次日凌晨,围观群众聚集至数千人,对公安机关“包庇”“军人”的误解也被不断放大和激化,并在曾某某、劳某某(均已判刑)等人煽动下将无牌丰田佳美轿车推翻并砸烂。犯罪嫌疑人邓某某、覃某某、周某某来的现场后,在围观人群的起哄、鼓动下,跟着起哄砸车,邓某某还爬到车顶持刀砍砸。后邓某某、覃某某用打火机点燃衣服后丢入该车副驾驶室内,同时周某某将地上易燃物品丢入到该车上使其加速燃烧,从而引发大火。当消防车赶来灭火时,犯罪嫌疑人邓某某、覃某某还用石头砸向消防车,阻碍消防员灭火,最终导致停在公路中央的丰田佳美轿车烧毁,当时燃烧车辆的周围聚集有上千名群众。

  (二)定性分歧

  司法实践中,在办理与本案相类似的发生在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中的放火案件时,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定性上通常会产生重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构成放火罪,另一种观点认为不构成犯罪。

  持构成放火罪的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明知在群体性事件中点燃各类物品(特别是机动车辆)会引发火灾,对周围密集围观的群众及附近的房屋建筑物等会产生重大威胁,仍无视法律的明确规定,出于宣泄不满的非法动机,实施了放火燃烧物品、机动车辆、房屋等的极端行为。即使该行为未造成实际的火灾或人员财产损失,但是在大量人员聚集哄闹、丧失秩序的群体性事件中,放火行为本身便包含有异于常态的巨大危险性,基于我国刑法中放火罪是危险犯而非结果犯的规定,不论危害后果如何嫌疑人均应成立放火罪。

  持不构成放火罪的观点则认为:要区分放火罪与其他犯罪,必须分析放火罪中的核心要素——“火灾”和“公共安全”。刑法学家张明楷曾指出:“火灾,是指在时间上或者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灾害。” “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等安全,就是公共安全。”如果嫌疑人点燃的物品、车辆、房屋处于没有与其他可燃物相连接的独立状态,即使燃烧也仅是烧毁自身,并不会引发“时间上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以不会危及“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等安全”,因此不构成放火罪。

  初看之下,这二种观点的争议似乎是主要围绕着刑法条文的关键语词。单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第二种观点确实更加有力,毕竟在普通的语境之内,火灾应当是有一定时间长度和空间规模的。但是笔者认为二种观点分歧的背后,实质不在于对“火灾”或“公共安全”等词语解释上的不同,而在于具体危险犯理论和抽象危险犯理论各自对群体性事件中放火行为性质认定的争论和角力。

  二、抽象危险犯理论在立法中的应用

  刑法中的危险犯包括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所谓“具体危险犯”是指已经导致了该当法益侵害的可能,具体达到了现实化程度的行为。所谓“抽象危险犯”,则是指由于其本身所包含的对该当法益的严重侵害可能性而被具体构成要见禁止的行为。具体危险犯理论认为,放火行为正是具体危险犯中的一种,其对公共安全的危险必须是具体且已经现实化的,所以当嫌疑人仅点燃独立存在的物品、车辆、房屋时,由于无法引燃其他物体所以不足以产生对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因而不构成放火罪。而抽象危险犯理论则认为,放火行为具有复合形态,既包括具体产生现实危害的具体危险犯,也包括仅对公共安全产生拟制危险的抽象危险犯,即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对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危险性做出判断就可以肯定抽象危险的存在而因此具有实质的不法性 。日本刑法学家大塚仁便指出“抽象危险犯以存在抽象的危险即一般地侵害法益的危险为已足”,德国刑法学家罗克辛也认为:“抽象危险犯罪,是指一种典型的危险举止行为被作为犯罪而处于刑罚之下,不需要在具体案件中出现一种危险的结果”。

  如果引入比较分析方法,以日本刑法及我国刑法的其他罪名作为参照物,那么二种观点之间分歧的本质就会更为清晰。首先看日本刑法。日本刑法将放火罪分为三类:第一,对“现在供人居住或现在有人在内的”建筑物、火车、电车、船舰或者矿井放火的(日本刑法第108条);第二,对“现在非供人居住而且现在无人在内的”建筑物、船舰或矿井放火的(日本刑法第109条);第三,对“前两条规定以外之物”放火的(日本刑法第110条)。其中第109条第1项“对非现住建筑物放火罪”规定放火烧损并非用以供人居住且现在无人在内的建筑物、船舰等时,仍然构成放火罪。此时的放火行为虽然能引起火灾,但由于建筑物并非供人居住且当前也无人在内,所以其不存在对不特定多数人安全(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性。

  其次看我国刑法。我国刑法第133条第2款规定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只要嫌疑人醉酒后驾车,即使其行驶在极为空旷无人的道路上,即使其实际上不可能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不可能对公共安全发生现实的危险,也仍然认定其成立犯罪并无例外的予以处罚。

  上述的二款法条都是十分典型的抽象危险犯,因为如果按照具体危险犯的理论,上述法条中的“对非供人居住而且现在无人在内的建筑物防火”和“在极为空旷且实际上不可能与其他物体发生碰撞的情况下醉酒驾车”都不存在着具体的、现实的危险,进而也不应当成立犯罪的。立法者之所以将其确立为犯罪,正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抽象危险犯的理论。

  三、“社会泄愤事件”中运用抽象危险犯理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社会泄愤事件”的定义与特点

  对于群体性事件,我国社会学家于建嵘有着全面的论述: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我国群体性事件可划分为以下五种:维权行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骚乱、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而所谓的“社会泄愤事件”,则是指“社会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其特征包括:第一,事件由偶然性因素引发,参与人员多出于临时性的动因;第二,事件没有明确的组织者,大多数参与者主要是借此来发泄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第三,事件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为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第四,参与事件并涉嫌犯罪的嫌疑人,主观上的初始动机有可能出于公义(例如因钓鱼岛而发起的反日游行);第五,参与事件并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客观上当行为的暴力程度和违法程度不断加深时,其泄愤行为便由普通的过激行为,逐步转化为违法犯罪行为。笔者认为,在此类伴随着“社会泄愤事件”而发生的具有特殊性质的放火行为中,存在着应用抽象危险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应用抽象危险犯的必要性

  1、在犯罪构成内考察时,“社会泄愤事件”中的放火行为具有比普通放火行为更加严重的客观违法性(即社会危害性)、更加突出的主观有责性(即主观恶性、主观可非难性)。

  (1)在客观违法性方面。法益侵害说认为,“刑法之任务在于保护法益”,“法益之侵害或侵害法益之危险”是违法性之实质内涵。放火罪的法益是“公共安全”,而“公共安全”的核心又是人的安全。普通放火罪中之所以要求必须产生“附着物延烧”,正是因为只有出现“延烧”才会对不特定多数人产生危害。但是在社会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中,由于天然的人群聚集,包括参与方为泄愤闹事而聚集、无关方为好奇围观而聚集、处置方为了处理控制而聚集,其早已充分具备了对不特定多数人安全的危险。所以对群体性事件中的放火行为而言,“延烧”的出现不再必要,因为一方面其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门槛在被降低,发生重大损害的可能性在增高,另一方面当真正发生火灾时其因人员聚集而造成的损失也将远比普通情形下的放火行为严重。

  (2)在主观有责性方面。刑法学家张明楷指出“刑罚是以痛苦为本质内容的,但单纯的痛苦并不是刑罚的目的,包含在刑罚中的对行为的否定评价,由刑罚传达给行为人与一般人,从而抑止未然的犯罪”。申言之,如果某项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一般民众所产生的负面引导和影响越大时,刑罚需要予以矫正的难度与力度则相应加大,进而刑法对行为人应当承受的主观层面的非难、谴责就越重。具体包括:第一,行为人在大量围观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实施放火行为,其行为外在的影响比无人围观情况下的普通放火行为更为恶劣。古希腊法谚曾曰“裸露的非法比隐藏的非法更恶”。第二,大部分的社会泄愤事件中,放火行为是发生在有公安民警等公共机关工作人员当场进行劝阻执法之时。此时行为人与公共机关直接地暴力对抗,公然地挑战、破坏社会正常的秩序,反映出其思维的顽固性,且其对公共权威的藐视无疑也对普通民众具有更恶劣的负面引导。第三,行为人在放火时,主观上不仅仅针对燃烧物所有人这一特定目标,其“泄愤性”更体现了反社会、反秩序的主观特点。在这种不顾一切的疯狂心态下,嫌疑人对周围大量无关人员的安全持毫不在乎的放任态度,其主观可谴责性更大。

  2、将视角置于犯罪构成之外予以考察时,社会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中的放火行为又更符合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严”的一面。

  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对我国新时期下社会主要矛盾及犯罪发展情况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思考后的结晶。对“宽严相济”的科学把握,要求我们在突出“从宽处理”的同时仍然应当注意“从严”一面,即对严重危害当前社会安全及稳定的犯罪继续坚持高压严打的态势。而在天然存在着大量人员聚集的社会泄愤型群体事件中,由于矛头指向所谓的“社会不公”,所以这类聚集通常夹带着愤怒、裹挟着怨恨、充斥着不满。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放火,实际上是打破了原有的理性与平和,点燃了混乱无序现场不特定人群的泄愤冲动与激情,引爆更多、更大的威胁公共安全的危险因素,让无序状况难以控制,甚至恶化,演变为骚乱。由此可见,其不仅对解决所谓的“社会不公现象”毫无帮助,更是严重地破坏了宝贵的社会和谐与稳定,理当属于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应当予以严厉惩处、严格预防的对象。

  (二)应用抽象危险犯理论的可行性

  对于抽象危险犯的本质,德国刑法学家韦塞尔斯认为:“抽象危险犯是建立在法律的这个认为之上,即一定的举止方式普遍在对受保护的客体形成危险。”日本刑法学家大谷实认为:“将在社会一般观念上认为具有侵害法益危险的行为类型化之后所规定的犯罪,就是抽象危险犯。”笔者对此十分认同,法律正是根据客观经验及科学法则将一些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通常具有重大危险性的行为,直接予以类型化,并拟制为犯罪予以刑罚。而抽象危险犯的认定,某种程度上正体现着立法者对特殊犯罪“宁可错杀也不错放”的严厉打击态度。在现代社会这样一种高风险的社会下,抽象危险犯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价值:

  1、抽象危险犯可以通过“处罚早期化、社会防卫措施前置”的机制来为法益提供更为提前而周延的保护,有效降低遭受放火行为侵害的危险。

  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物与物的联系高度紧密,呈现出更为广泛更为深远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态。加之生产力高度发达后物质设施的危险性也不断加大。基于此,对法益展开提前而周延的保护,显得尤为必要。而火作为最古老又最具有破坏力的自然力量,一直受到人类社会的高度警惕。各国刑法不约而同地将放火罪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首位,足以体现出放火行为的巨大危害性。到了现代社会,由于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火的点着变得更加简易,火的燃烧变得更有威力。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大批人群聚集、现场丧失秩序、缺乏管理救援的群体性事件中的放火行为,具有着比普通放火行为更加严重的客观违法性、更加突出的主观有责性。若待结果出现后再予定罪处罚,必已造成无法估量、无法承受之巨大损失。而为了避免刑法保护的迟延与无力,在法规范的制度设计中针对群体性事件的放火行为,设置体现“处罚早期化”、“社会防卫机能前置”的抽象危险犯,当属合理。

  2、抽象危险犯可以通过强化威慑力来有效增强刑法的对放火这类高危犯罪的积极预防功能,并更有力地积极维持刑法规范。

  诚如台湾刑法学家王皇玉所言:“刑法规范除了报应思想之外,还承担着预防的作用,且这种预防应该是积极的……立法者将某些从生活经验中累积而知的具有典型危险性之行为予以规范化,并借此彰显一种示范的作用。即通过对某些危险行为的处罚来警示并进而引导个人的行为。”上文中已经分析,群体性事件中的放火行为,由于公然性、对抗性、不计后果性等因素的存在,其对社会一般民众所产生的负面引导和对整个社会安全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刑法不能及时有效地介入,对该类行为予以明确的否定性评价,必将会模糊公众对该类行为的判断——“基于公愤放火也不是什么错事啊”“反正也没烧着人,没关系的”民众将产生诸如此类的错觉。那么下次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时,参与到放火行为的人将越来越多,因为刑法没有给予正确的指引,积极预防之功能也将形同虚设。因此,唯有将社会泄愤事件中的放火行为纳入抽象危险犯的领域,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控风险。也正如台湾刑法学家林东茂所言:“危险刑法不在耐心等待社会损害结果的出现,而是着重在行为的非价值判断上,以制裁手段恫吓、震慑带有社会风险的行为。”

  四、“社会泄愤事件”中应用抽象危险犯理论的具体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学界虽然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既包括具体危险犯也包括抽象危险犯,但是仍有相当部分学者对放火罪中存在抽象危险犯持排斥态度,如刑法学者黎宏曾指出:“放火罪是具体危险犯而不是抽象危险犯,其侵害的客体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放火行为是否威胁到了公共安全,应按照“独立燃烧说”确定。” 但笔者认为,实无必要在放火罪这个单独罪名内排斥抽象危险犯成立之余地。在“社会泄愤事件”的放火行为中,具体应当如何应用抽象危险犯,笔者建议依照如下步骤:

  (1)对放火行为所发生的情景、环境、缘由等作出分析,判断其是单纯的普通防火行为,还是发生在群体性事件中的放火行为;

  (2)如果是发生在群体性事件中的放火行为,则应进一步分析群体性事件的种类。如果群体性事件的种类属于“维权行为”、“社会纠纷”,则不宜应用抽象危险犯的理论来判断其中的放火行为,仍应按照具体危险犯的理论来判断放火罪的成立与否,即行为人的放火行为是否已经具体地引发了火灾(即在时间上或者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是否已经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等安全产生了现实的危险。如果没有的话,行为人的防火不构成放火罪。如果群体性事件的种类属于“社会泄愤事件”、“社会骚乱”、“有组织犯罪”,那么鉴于此类事件更为严重的客观违法性和主观有责性,则应当应用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对其中防火行为的性质展开评价;

  (3)在确定应用抽象危险犯理论后,由于放火行为本身便具有的异于常态的巨大危险性,所以无需再对“危险性”的紧迫与否、大小与否、严重与否进行判断,便可直接认定放火罪的成立。

  

    【该文获第十四届广西检察理论研究案例研究论文类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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